“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其言也厲?!?君子三態,曾經被馮侖拿來形容王石,不同于想象中人生姿態的劍拔弩張,我們發現,這三句話恰好也可以用來描述馬云龍。風云激蕩而又波折叢生的青年時代,堅守底線卻經歷坎坷的報人生涯,他的人生道路濃烈昭示著時代的印記,卻又清晰勾勒出了自己的堅守與追求。
1974年,背著85條“反動言論”,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投進看守所,本以為必死無疑,卻在1979年的平反冤假錯案運動中被安全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曾救他于危難,由此出發,追昔撫今三十年,他對改革開放有著不一般的體認和感情。
“張金柱案”系列報道促使《大河報》聲名鵲起,聶樹斌一案雙兇轟動全國,多少年來,“河南在全國有影響的重大新聞,全讓老馬給做了”,而他本人亦由一家大型都市報的副總編變作“有事無業”的新聞策劃人。但僅從專業精神來理解他的作為,就完全忽略掉了事件背后老馬的核心價值觀以及由此生發的理性判斷,這種忽略使他被泛泛地解讀為一個略帶傻氣的堂吉訶德。
在老馬的核心價值觀里,這樣的新聞最具有價值:它能夠從某種程度上突破言論的界限,進而增強輿論監督的份量。在他看來,只有更有力和廣泛的社會監督,才能有效修正可能的改革路徑偏差。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看到,他不僅記錄思考改革,他早已行動起來,飽含理想主義地踐行起了自己的思索。
《建業》:就你的觀察而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新聞界有哪些突出的變化?
馬云龍:談到三十年來新聞界的最大變化,我認為最突出的應該是開始有一批真正的新聞人出現了,也就是以新聞為職業,具備專業精神的這樣一批記者的出現。最開始的時候,我們經常講“新聞無學”,把做新聞等同于一般的宣傳工作,讓你說什么就說什么,沒有個人對社會的理解,更沒有擔當和責任的概念。
還有,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新聞界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都市報的興起,都市報對黨報產生了很大的沖擊,對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力。都市報產生的社會土壤就是市場經濟,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市場經濟使黨報遇到危機。當時的黨報不進市場,公費訂閱辦公室流通,不能完全滿足社會的需求。90年代作為初創者之一參與了《大河報》的創建,它誕生時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是做新聞的。同當時創刊的其他都市報一起,它們大篇幅報道社會上的新聞,生活中的新聞,揭露性的新聞,這個時候,終于有個天地可以做新聞了。都市報對社會的影響力量,正是從真正做新聞開始,這在中國新聞史上是一個重大突破,改變了過去的黨報新聞形式。
《建業》 :三十年,從壯年到白頭,你經歷了許多坎坷曲折,但又保持著鮮明而又獨特的人生選擇,這期間,你自己有哪些變化,而又有哪些一直堅持的東西?
馬云龍:實際上干任何事都是一樣的,首先要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在此基礎上,為自己的人生定一個目標,然后,確定自己的底線是什么。有許多有才華的人靈光一現后就銷聲匿跡了,在我看來主要是因為這個人沒有底線。
比如,新聞的底線就是真實,作為一個記者要保證真實性需要很大的堅持。經常會遇到一些阻撓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考慮,說這個真話它的代價是什么,它會產生什么后果,很多人到此就望而卻步了。我的膽子并不是很大,但是我做人有一個底線,簡單三句話就可以概括:第一個是假話絕對不說。第二句比較消極:真話不讓說,我可以保持沉默。沉默權也很重要,當被要求說假話時,我可以保持沉默,不能強迫著自己去說假話。第三條,只要有機會說真話,能說一句算一句。不論是做人或是做新聞人,都是這一個底線,很簡單不復雜,一次兩次可能容易做到,但是長期堅持就很難了。
當然,所謂的機會都是存在風險的。我過去給記者們講課時經常說,記者應當具備三種基本的能力:事實判斷能力。好的記者應該有自己的立場,否則你找不到真實。第二個是價值判斷能力,對一個新聞事件的社會意義、價值含量的判斷,這個需要社會經驗的積累。第三個判斷,在任何時期任何國家的記者都有,那就是對風險的判斷。報道之后,帶來的風險有多大,對報道的后果應該有一個預判。一旦決定要做,就要學會承擔由此而來的風險。
對于我來說,沒有一個報道引起的風險是我預先沒有估計到的。有很多報道你一開始準備報道,就已經知道它可能帶來麻煩。但如果在我的價值判斷里,只要我認為還有機會還有價值的話我就會做,至于風險,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但準備承受。
《建業》:南方的一個刊物曾用“我就是一堂吉訶德”這樣的標題來描述你身上的理想主義氣質,你認同這一點嗎?
馬云龍:應該來說,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一直到現在,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比如對真理的追求,對真實的探索,在這些東西上我其實沒有變化的,骨子里我的確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這個詞大概現在已經變成一個貶義詞,等同于傻瓜,的確,用這樣一種態度對待人生、社會的人越來越少了?,F在有許多的人,雖然很年輕但已經變得很世故?,F在尤其流行的是一種叫做犬儒主義的活法。人們都在現實中最大限度的謀取利益,規避風險,不再去堅持各種理念。你還堅持理想主義,就會被人看成是異類,傻瓜,堂吉訶德。包括文人,比如王蒙最近也在宣揚告別崇高,眼前利益最重要,眼前的幸福最好。理想主義變得虛無縹緲,成了過時的落后的東西,這點我不認同。我認為人和豬最大的區別就是人有思想,否則的話,豬吃飽喝足了躺在豬圈里曬太陽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人不是這樣。80年代和90年代的最大區別就在于理想的幻滅,那個時候我們還在搞漂黃河,漂長江,非常理想主義的東西。
《建業》:從個人的經歷出發,你如何評價改革開放的歷程,你的認識產生了怎樣的變化?
馬云龍:我前半輩子基本無所作為,開始做新聞那一年是39歲。在此之前,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979年,隨著全國清算冤假錯案的開展,被判為“現行反革命”的我從監獄里出來。1984年進入新聞崗位,整個八十年代,我的全部精力和熱情都用于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
80年代的改革獲得了全民認同,任何一個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會受到整個社會的高度響應和積極參與。我記得剛剛開放市場,下海潮正熱的時候,在周日,鄭州整條人民路都會變成一個市場。干部,工人,都在那里擺攤,還有一批人在那個時候丟掉公職下海經商。那個時候群眾對每項改革措施的出臺都是一種熱烈歡迎的態度,形成了全國上下都非常認同的改革共識。
80年代的10年,每個人都看到希望,得到好處。這種現象在90年代以后沒有了,現在任何一項改革措施的出臺,老百姓都疑慮重重:是不是又要掏我的錢包了?是不是又要損害我的利益了?
我這個80年代改革的積極擁護者在90年代開始靜下來思考,反思這一段歷程,發現其實是改革的路徑出現問題了。改革似乎已經不是要給全民帶來利益,而是要從百姓那里多弄錢來,國家變成一個利益實體了。國家機器本來是要為公眾服務的組織,現在卻努力做盈利的工作。隨著經濟的發展公共品本來應該越來越多,我們的現實卻是越來越少。教育、醫療,本來是應當作為社會保障體系來建設,而我們卻把它們徹底地推向市場。這些措施的惡果之一就是網上所議論過的窮人世襲窮人,社會階層無法轉變,特殊的利益集團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環。有權力者世襲權力和財富,是改革中出現的最大教訓。
《建業》:在你看來,改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路徑錯誤?
馬云龍:現在看來,80年代的改革派有一個天真的夢想,那就是隨著經濟制度的改革、經濟的發展會促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的產生。他們幻想出現一個棗核型或者叫做橄欖型的社會,中產階級比較大,而中產階層必然會要求權力,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必然會產生民主制度。令他們始料不及的是目前沒有產生這樣的社會,反而產生了一種啞鈴型的社會,權力財富集中,兩級分化,斷裂的社會。中產階級非常弱勢,又依附于權力,并沒有形成一個有獨立意識,有權力要求的階層。這種結果的源頭根本來說是制度性的問題,任何一個改革方案,如果產生了一個不受監督的權力,都會走到這種局面上去。
《建業》:你怎么評價改革開放過程中輿論監督的力量?
馬云龍:媒體監督是社會監督的重要力量,任何一個權力,它只要是無監督的權力,就必然是一個腐敗的權力,這是政治學中的真理。關于輿論監督,我們的理論研究和政策上還是很模糊的,中國在理論上至今沒有突破,這個突破恰恰來自實踐。比如,《大河報》當時報道的在全國著名的“張金柱案”,報道那個案子的最大意義不在于扳倒了一個張金柱,它最大的意義是在新聞操作上的一個突破。在那以前,宣傳紀律明確規定,對公檢法部門的涉嫌違法犯罪行為不得報道,報道的話也只能在法院處理后報道一個結果,不能在發生的同時就跟蹤報道。自從這個報道做了之后,才突破了這個禁區,這個禁區不是上邊給你的,是你自己在實踐中突破后變成了一個先例了。再比如孫志剛案,報道出來后導致了一項法律的修改。實際上正是通過一些案例一點點的突破,新聞自由度得到了拓寬。
30年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現在看來現有框架已走到極限,必須有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不能僅限于經濟改革,需要一些實實在在的民主制度建設。這樣一堵墻不破,我們就只能徘徊在外圍。
要建設高度的政治文明,實現民主的第一站就是新聞自由,這是實現政治改革的第一扇門。對于每一個報道,來衡量它有沒有價值,就是靠這個作為尺度。我上面說到的這個價值判斷,就是看對中國的前進有沒有價值,然后依次來決定報道是不是要做,是不是要堅決地做,甚至不計利害地去做,其實這種判斷是建立在理性判斷之上的,而不是盲目的沖動。促進新聞自由是做這一行最重要的目標和追求,許多人并不理解你最終想要什么,所以經常有人就說你馬云龍是個二桿子。其實,我做的每一個案例都是有深意的,有一個追求在里面。
(采訪:宋曉鳴 白許晨)